例如在王某某非法狩猎案中，法院根据《意见》1对王某某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实施的非法狩猎行为依法予以严惩。

[54] ［日］梅谦次郎（口授）：《法学通论》（第1册），仁和、陈敬第编，丙午社1912年版，目次第2页，正文第105-125页。更具体地说，退步或落后于时代，表现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之支柱的法学基本范畴中既没有权力，又没有表述权力的基础性命题，以及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著作和教材，几乎都没有论述权力的专章，甚至数十万言的篇幅中鲜见权力一词。

前述丁韪良在为指代庶民之权的权字后加一利字的行为，使权利得以从母体降生，在两者间率先成了有自己独立汉字载体的概念。[67]20世纪上半叶，在中日两国人民都与臣民、个人、公民通用。总体看来，自1874、1875年始，权力一词在日本已开始得到较稳定的运用和传播，到19世纪末已获学界广泛认同。[121]可是，读者很自然会发问：法在我国首先表现为宪法，然后是宪法相关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这些法律中规定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权力及其具体表现职权权限公权力往哪里摆放呢？放在权利中吗？果然，该教材答曰：法所规定的权利……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时所行使的职权。国家本身不可能穿上法人外衣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但多数国家机关或其所属部门可穿上法人外衣后临时充任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21] 日本学者在1870年代用汉语权力日译英文法学名词power和authority，是否因为注意到了马礼逊1815年字典中对应的权力一词而借用之，值得研究。其实，刊行于1815年的马礼逊《华英字典》系列中的第一本汉英字典，已于历史上首次在现代法学意义上（即在直接与英文法学名词authority，间接与其同义词power对等的意义上）使用了权力一词。[90]Vgl. Andreas Fischer-Lescano, Kritik der praktischen Konkordanz, KJ41, 2012, S.171. [91]就实践调原则和和比例原则的关系而言有三种不同立场：一是将二者视为各自独立的解决方案。

于此，调和将是一个持续的、调整冲突的调和方案的过程，而非演绎推理的结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建良教授并不同意此种观点。④何者负有基本权利行使的前置程序义务？这是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的关键问题，它决定了何人应为基本权利的行使承担论证责任。②他显然误解了该案的法律关系。

[113]参见吴信华，见前注[17]，第222页。[111]Vgl. B?ckenf?rde（Fn.36）, S.230. [112]参见柳建龙，见前注[18]，第33-49页。

易言之，冲突双方主体地位通常是平等的。[29] （二）基本权利冲突作为基本权利干预 个别学者则将发生冲突的、第三人行使基本权利的行为视为基本权利干预。[33]以解聘未经同意而怀孕的教师为例，多数人会强调教师的生育权和隐私权，忽略幼儿园的存续利益：以女教师为主且师资紧张的幼儿园，倘多名教师同时怀孕或者生育，必然会增加其运营成本，甚或危及其存续。毋宁宪法统一性原则规定了一项最优化任务：为双方利益划定边界，从而确保双方均能发挥最佳效力。

[23]而基本权利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国家介入个人生活领域的途径。[77]易言之，必须以使所有基本权利所保护的法益均获得实现的方式加以相互协调，必须为冲突的利益分别划定界限，以便达到最适当的安排，决不可对部分基本权利作出超出必要限度或者完全剥夺保障的决定。（六）通过立法预先设定解决方案 就基本权利冲突而言，也应关注立法论解决方案，其发挥着重要作用——立法机关享有第一位的形成权，其任务是以自由的立法解决基本权利冲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仅当该生在课程开始前向学校提出同等有效备选方案，并对可行性作了充分论证，方能主张良心自由。

本案不存在此类干预……毋宁只是一公民针对另一公民而提出的请求，即，将个案中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具体化。[59]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53页。

[26]不过，学说上也将内在限制作为基本权利干预违宪阻却事由，[27]二者法律意义和效果不同。[67] 当然，这并非说，基本权利位阶对基本权利冲突问题的解决已经丧失了指引功能，毋宁说在价值权衡时，其出发点仍是某种价值直觉和确信。

[60]这可以说是抽象解决方案。②将其作为法益衡量中的法益要素之一。③即使退而承认郑的观点，仍有如下问题：其一，基本权利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基本上是建立在个人本身不受基本权利拘束大前提上的。于此应注意法律规范和基本权利规范间的交互作用。[52]不过，法感作为一种产生法律的要素……有着自然法原则或者事物本质的意涵。此外，马岭认为，宪法实施主要依赖立法机关，宪法权利的实现首先需要立法机关的具体化、法律化，故个人不可能直接行使基本权利，其行使的只能是经由立法具体化了的法律权利，也就不存在基本权利冲突。

②倘若发生冲突的基本权利类型相同，则应根据其与宪法最高价值关系的疏密确定其位阶。这要求对相互冲突的诉求进行权衡，并禁止一般性地赋予某项权利以优先性，即便是某些特定类型的规范。

尽管从发生学角度看，它无疑是对一系列宪法现象进行归纳和类型化的结果，但从释义学角度看，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认知、构成、规范的功能，是探讨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案的逻辑起点。关今华：权利冲突的制约、均衡和言论自由优先配置质疑，《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28-45页。

[81]Vgl. Schladebach(Fn.69), S.267-268. [82]Vgl. Kloepfer(Fn.32), S.96. [83]Vgl. Schladebach(Fn.69), S.267. [84]参见法治斌等，前注[64]，第206页。于文豪：《基本权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

基本权利释义学之所以采取阶层化的框架，旨在确保国家与人民间的安全距离，防止过早、过快否定基本权利保护。忽略这些措施的，则自始丧失其诉诸该基本权利的权利。具体如下：①将基本权利冲突视为限制基本权利的正当目的。[87]根据上述原则，根据个人申请安排其服替代役或者从事军队中的非战斗任务，相当程度上可以调和前述冲突。

其将不同主体间基本权利冲突归结为个人自身价值冲突，试图诉诸个人道德修养解决问题。③此种情形涉及的并非基本权利冲突，刑法只是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作了界定。

其二，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时，若有一方未能恪守程序义务以至于应排除其请求权，则法院也只需审查是否遵守了该义务即可。[15]其中，基本权利冲突，系指存在多个基本权利主体，其因各自所享有的相同或者不同基本权利发生对立的情形。

[65]以解雇在企业内部谈恋爱的员工为例，冲突的是企业经营权和员工人格自由发展权。尽管经由宪法解释可以厘清基本权利保护范围，进而排除虚假冲突，但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毋宁说这才是基本权利冲突问题的出发点。

[99]故基于社会整体效益以及防止公权力在私人领域过度渗透的考虑，对其在基本权利冲突领域的适用仍应采相对克制立场。但后者才是基本权利冲突的核心难题，就此而言，基本权利位阶未必能提供有用的解决方案。就结果而言，上述两种观点并无实质差异，都为突破法律保留原则提供了理论支持，并将相关争论引入权衡阶层。[16]易言之，一个主体基本权利的行使会影响到另一主体的基本权利。

鲍姆林援引阿德尔贝特·波德勒希（Adalbert Podlech）观点指出，可以采卢曼所谓基本权利的功能主义解释解决良心自由和服兵役义务的冲突：倘若法律一般规定强制个人为违反其良心自由的行为，则国家有义务提供替代方案，除非没有替代方案或其对社会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根据基本权利保障、法治国和民主等原则要求，基本权利限制原则上须以制定法或者根据制定法为之，是为法律保留。

综上，宪法解释的宽窄决定了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外延和边界，决定了基本权利冲突的范围。（七）小结 如前所述，鉴于基本权利冲突在不同阶层中都可能存在独立意义，兼具规范和事实双重属性，有必要作综合考量，确定一通盘解决方案。

法谚有云，证明责任之所在，败诉风险之所归。徐振东：基本权利冲突认识的几个误区，《法商研究》2007年第6期，第36-44页。